权力斗争的根本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对比，谁拥有更大的官职，谁的支持者更多，便能将其他觊觎权位的人打败。当时，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和吏部尚书，这两个职位至关重要。首辅在明朝相当于其他朝代的丞相，是文官中的最高职务；而吏部，则是六部中最具权势的部门，掌控着人事。与之为敌，尤其是在京察年间，必定会被打压得无处藏身。
高拱不仅官职高居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，连打手也遍布朝堂。尽管最初他在内阁的排名仅居第五，但短短一年内，陈以勤、李春芳、赵贞吉相继被他排挤出局，他迅速跃升至第二，并最终击败了张居正，成为了首辅。为何他如此强大？因为他曾担任过国子监祭酒，类似于官员储备学校的校长。谁敢与他为敌？即便是简单的指责或奏折，也足以使对方身败名裂。
展开剩余84%按照常理，高拱应当是难以败北的，但他却败给了张居正。纵然张居正的官职远不如他，手下的人脉也不及他，但最终，权力斗争的结果却是高拱的失利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？事实上，高拱一度视张居正为知己，甚至在自己即将倒台时也依然如此看待。而张居正，也曾把高拱当作知己，只是因为权力的欲望，最终背叛了他。
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中有记载：“拱至，益与居正善。”高拱名副其实地傲气十足，在嘉靖年间，他与任何人都不愿意妥协，包括当时的首辅严嵩。尽管严嵩在背后操控着权力，但却无法左右高拱的立场，因为高拱背后有裕王的支持。裕王是嘉靖唯一的儿子，虽然他并不是太子，但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更重要的是，高拱为人清廉，无欲无求，几乎没有可供攻击的把柄。
令人意外的是，高拱对张居正却恭敬有加。即使在满朝文武面前，他也毫不掩饰对张居正的赞扬：“除了张居正，满朝上下皆是饭桶。”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张居正，是因为他认为张居正是一个实干家，而实干家无论何时都极为稀缺。要想成为实干家，不仅需要智慧，还要有非凡的勤奋。而在当时的朝廷里，大多数官员仅仅是空谈家，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。
早在张居正二十五岁那年，他就上奏了一份名为《论时政疏》的奏折。这份奏折不仅提出了改革的问题，还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。可惜，当时的嘉靖皇帝将这份奏折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毕竟，改革之事繁琐复杂，而嘉靖本身是个对朝政漠不关心的皇帝，他更愿意去追求长生不老的秘诀。而当张居正在隆庆年间再次提出改革的奏折时，结果依然如同上次一样被无视。嘉靖皇帝的懒散与隆庆的无所作为，使得张居正的改革计划几乎无望。
然而，要推动改革变法，张居正深知他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力。而高拱，同样渴望拥有这种权力。两人都在追逐同样的目标，这种竞争关系注定了他们最终的对立。事实上，早在五十二岁那年，高拱和张居正共同郊游时就曾讨论过未来的目标，他曾言：“将来入阁为相，一定要与君匡扶社稷，建不朽之功业。”此话表明，高拱视张居正为自己的一位助手，然而，他却未曾意识到，张居正的抱负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。
张居正不仅想要开创盛世，更渴望进行彻底的变革。毕竟，明朝当时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，地主阶层占有大量土地，却联合官府将税负转嫁给百姓，导致贫困和流民日益增多。张居正的目标是推翻这一体制，实施彻底的改革。然而，改革的前提是拥有绝对的权力，只有当他自己掌握了这种权力，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。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张居正并非孤身一人，他得到了冯保的支持。冯保，司礼监的太监，虽然身为宦官，但在宫廷中的权势不容小觑。冯保正是利用自己的身份，将张居正的计划传递给了万历帝和皇后，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高拱的倒台。冯保的举动成为了改变权力格局的关键一步，而这一切，也让高拱未曾察觉。
在当时，冯保的影响力不可小觑。作为太监，他有着深厚的宫廷背景，而高拱则试图将司礼监的权力划归内阁，这直接与冯保的利益冲突。冯保并非普通的太监，他有着琴棋书画的爱好，而非庸俗的娱乐，因此，他的上位绝对不会让高拱随意掌控。而高拱出于权力的雄心，试图压制冯保，这直接导致了冯保与张居正的联盟。
高拱的倒台并非单纯的外部原因，更多的是因为他自身的盲目自信与缺乏危机意识。如果他早些意识到张居正与冯保的联盟，也许他还能避免这一灾难。然而，面对张居正与冯保的联合，他并未采取果断措施，而是继续相信张居正的忠诚，这最终成为他失败的根源。
直到隆庆五年，高拱发现了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联系，但他依然未曾采取强硬手段。作为曾经的知己和同僚，他依然信任张居正，未曾想到张居正最终会在背后给予他致命一击。可笑的是，张居正明明是策划这一切的人，但在高拱倒台时，依然装作关心他的模样。高拱被驱逐时，张居正不仅扶起了他，还说了许多安慰的话语。然而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掩饰张居正背叛的真相。
最终，高拱的倒台让他彻底清醒，他在《病榻遗言》中以“荆人”称呼张居正，表达了自己对昔日知己背叛的愤怒与失望。“荆人”一词，指的是张居正出生在荆州，带有强烈的贬义，体现了高拱对张居正的深深痛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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